北京大学哲学系纪事：中国百年哲学的微缩景观

　　一所中国近代以来建立的早期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开启了一扇引领全中国思想文化和哲学教育之风气的大门。推开这扇大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和学术思想创造过程尽收眼底，这扇门就是北京大学的“哲学门”。如今它已走过一百个春秋，让我们通过这扇门，领略哲人风采，感受哲学情怀。

　　两份课表，一桩石破天惊事：哲学在中国的引进

　　1912年，一份《民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让许多人心头为之一震，北京大学新设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主要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认识学、社会学、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等。而1903年张之洞修订《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奉行的依然是“忠孝为本”“经史为基”，列经学科11门，即易、书、诗、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诸门。在张之洞看来，“哲学”这一来自异域的名称，会对中国已有的秩序产生危险。因为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哲学”一词，“哲学”的涵义源自古希腊，意为“智慧”，“哲学”的名称译自日本。

　　“在当时，‘哲学’是一个新名词、新事物。它是西学东渐刺激下，传统学术面向现代西方学术接轨和转型的产物。”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王中江教授解释说，“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和中国两个伟大的理智传统彼此都是独立发展的，但到了现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西方的理智传统终于同中国的理智传统会合了。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对此感到惊异是非常自然的”。

　　惊异还不止于接纳“哲学”这一新名词，如何为这一西方的名词赋予中国的内容，是更令人称奇的事情。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东西文化、新旧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出路。

　　“哲学的西方出身注定了‘中国哲学’本质上就是纠结的，纠结在古今中西之间。一方面，‘哲学’自然地要求将中国的思想纳入西方的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又使得哲学必须能够呈现华夏民族固有的精神和价值。于是，中国哲学的开展就在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里徘徊和延伸。也就在这种徘徊和延伸中，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创造性解释历史性地展开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和解释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如是说。

　　胡适开创了援引西方哲学整理中国哲学材料并由此创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模式，但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撰写与出版，则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创建已具规模，真正奠定了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学科的基础。从此，中国哲学学科日趋成熟，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哲学这门智慧之学、群学之源，以虚怀纳善之真诚、精进不已之大勇，对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命运予以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建立是我国现代哲学的一个真正的开端，它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组成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学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鉴传今研究员认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格局，在世界哲学中是十分独特的。它力图在思想融合中创造新的学术，用思想观照时代，解决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