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者朱清时：蔡元培式的教育改革家 2

 中科大校长十年

    1994年，朱清时调到中国科技大学，建立了选键化学实验室，走上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的道路。1996年，他当上副校长，199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校长。

    担任中科大校长的10年里，朱清时先赶上了教育部的“扩招”政策。2001年的时候，在全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中科大的本科生从原来1300人增加到1860人。虽然他们只多招了560人，可是学校教室变得很紧张，老师上课量也增加了，课程排不过来。

    “当初大学扩招的时候，我受到很大压力，校长面临决策，一个是不捞白不捞，你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你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两千万。但捞了你要付出代价——你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校长经常都面对的考验。”

    思前顾后，朱清时后来停止了继续扩招，这导致学校里很多希望通过扩招增加工资收入的教职工都骂他。“他们认为当初大扩张的时候中科大应该扩招，但我相信，过几十年后可见分晓，你没有扩招，保持了原有的水平、实力，其他学校大扩张了，但是它质量下降了。你教师队伍没有加强，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如果你保持不了教学水平，你还是什么高等教育呢？”

    而且，由于扩招，“教室和宿舍不够用，大学开始在本部以外的郊区建设新校区，圈了非常大的土地，建了许多教学楼、科研楼、宿舍，建的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学生身上来，一部分是土地置换和银行贷款。”朱清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迫于经济压力，很多大学和企业合作，新办了各种名目的独立学院，目的就是偿还银行的贷款，增加教职工收入。“这导致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他们由过去尊敬、感谢变成了理所当然：我付了那么多钱，你要教我本事，然后去工作了把这些钱再挣回来。有时候他们觉得你教得不好，不一定值这个钱。那全社会对大学的态度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在那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看中了大学扩招的机会，纷纷利用地价差异，搞土地置换，让大学搬到郊区，或者在郊区建设新校区，以“大学城”的名义开发新城区。中国科技大学当时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也打算在合肥郊区建设新校区。但朱清时在对其他已建新校区的调研中，发现了许多问题。“原来老师都住在学校内，家属生活区和教学区很近，十几分钟走或者几分钟骑自行车到教室、实验室。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学校，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非常多。有时候到了五六点钟，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还可以见到学生和老师在讨论问题。”而在那些新校区里，这样的现象很少看见了。偏远郊区，因为交通不便，住在城区本部的老师一天就得花两个小时在路上，精力会受大的影响。“很少有学校在建新校区和二级学院的时候，考虑到老师的精力也是成本，长此以往，学校教学和科研水平就会下降。老师和学生见面和交流的机会很少，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慢慢减小了。”

    另外，朱清时还反对“教育产业化”。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

    “这个观念一引进，就把学校和教育变成为了商品。中国的教育系统受市场化的影响，学校教育彻底商业化了，教育领导人的观念也这样认为，于是这些年里，学校动不动就收高学费，借学校来增加收入，学校不再只是教书育人的所在，不再是象牙塔，和很多社会上的单位一样，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员。老师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学生成为了教育的消费者，师生之间成了一种买卖关系和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成了一种经济关系后，教师的形象就不再神圣，学生、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的看法自然就变了。”

    不过，朱清时高兴地看到，“现在，教育部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从‘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一个进步。我始终认为，大学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事业，而不是赚钱单位，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中国科大的办学经费排在全国30位左右，招生规模50年几乎未变，实际学费仅为2000多元，在一流高校中排名列后。” 校长改变不了学校

    “我中学时代就很崇拜牛顿、爱因斯坦，想当科学家改造世界；上大学以后我发现，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太小，就想做一个研究员改造这个国家；等到毕业工作以后，一路遇到很多问题，发现我只能改变一部分；做到大学校长的时候，发现很多想法都很难实现，就只想改变这个学校了。”朱清时对记者说。

    在担任中科大校长的10年里，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他不断思考的问题。最初，他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在于教学大纲、教材太落后，于是带着同事去麻省理工等高校调研，回国搞教学改革，引进优秀人才。

    几年后他才发现，教育体制和考评制度才是大学的核心问题。“现在的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所有的大学从教材、课程到教学评估，从招生到考试，从教授到学生，都在教育部的统一管理下，大学没有特色，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样。如果不给大学校长权力，不让一线教授参与学科建设，还是靠教育部事无巨细地抓，想改变确实很困难。”

    以中科大为例，在现行的学术科研考评制度下，大学老师脑子里都想着提职称，要经费，写论文，不在意讲课。“即使有教授在一线上课教学，大家也是应付了事，他们的心思都在课题上，他们跟学生接触和对学生的热情都在减弱。光讲好课学生喜欢，如果没有科研成果，没有评文发表，老师的职称、待遇都上不去。现在的科研评价、考核的方式机械、不合理，让许多老师喘不过气来。学术带头人都很忙，天天忙着做计划，跑项目，或者忙特聘教授和特聘学者……平时大课都不开了，偶尔开个公开课或者做演讲，在家里带带硕士、博士，哪里有时间和学生交流、沟通？”

    “真正优秀的老师很喜欢给学生上课，学生能启发老师自己，对问题看得更深。在学校做教授就一定要上课，不然就做研究员。美国哪怕是诺贝尔奖得主都要上课，在美国学校不上课就不能当教授，只有退休。在评职称的时候，不是按照数量统计来考评，数专著发论文，而是由学术委员会看论文的品质和成就。”

    朱清时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教师公务员化。“国家如果能够提高老师的工资待遇，像国外和公务员一样执行待遇标准，让老师无忧无虑地工作和生活，中国的大学肯定会比现在安静——老师的心静下来，从容起来，才能让教师把更多时间花在教书育人上，提高教学质量。”

    中国传统的书院曾经培养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书院的老师经常是几个人，学生也不多，老师们和学生都住在一起，除了上课学知识外，老师和学生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朱清时觉得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就相当于中国的书院，后来他想在中科大实施书院式管理，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不分专业和年级混住在一起，让学生上课之外的活动更丰富。结果教育部当时下文禁止，要求学生按照专业来管理，要把学生管理得严格一点。然后，学生宿舍里住满了辅导员，通常是搞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和他们缺乏心灵的沟通和交流。

    最后，朱清时发现问题的根源是教育制度和体系问题。“如果教育体系不改的话，目前的众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这些在1917年由蔡元培首倡的治校理念，成就了北大在20世纪初的辉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教育界稀缺的良药。当朱清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直到离开中科大校长的位置，他发现自己手上没有权力去做改变。夺回来的办学自主权

    “我一直跟他们讲道理、去沟通，让他们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是为自己。”在今年“两会”会场上，被重重压力包围的朱清时一直在为自己的改革解释，寻找同盟和支持。

    “他们”是教育主管部门。在“他们”眼睛里，这位浓郁书卷气平时在办公室里喜欢穿一双布鞋的校长，是一个不按照规则出牌的人，更是一个给他们出难题的人，一个冒犯和挑衅者。

    这一切都是因为南科大。2009年3月，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卸职的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深圳“全球海选校长”中，全票当选南方科技大学拟任校长第一候选人。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放弃自己享受的省部级待遇，提出放弃行政级别。

    在给深圳政府递交的方案中，朱清时提出要在深圳的改革试点权，以机制创新匡正中国教育积弊，以去行政化回归教育本源，恢复“教授治校”的传统，把南方科技大学办成“全世界华人学者乃至世界一流科学家最向往的工作地方，培养中国未来需要的精英栋梁”。

    在未来的南科大，朱清时把对自己的定位是CEO。理事会负责日常管理，大事由理事会投票决定。学院的运营团队不设行政级别，从朱清时开始，学校里的所有人，他的功劳与贡献靠本事，按岗位拿薪酬，而不是靠他的行政职别或者官位。

    朱清时和他的教育改革，如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在教育层面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把中国大学教育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也让南科大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的另一次改革尝试：刘道玉主政武汉大学的一系列教育改革。

    但这次的改革完全不同。南科大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办”。2007年6月，深圳市就向广东省和教育部递交了关于申办南方科技大学的相关报告，但南科大一直没有取得教育部认可的“名分”。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赴深圳上任，9月15日，教育部在南科大校区施工现场，批评他们“未批先建”，又表示根据规定，新建高校不允许使用“中国”和“南方”等大词，南科大应改名为深圳科技大学。

    对此，朱清时先是大量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改革理念，又借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时，与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进行沟通，接着又参加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座谈会，汇报南科大的教改情况。

    “总理都叫南方科技大学了，肯定也不能再叫别的名字了”。当这些讯息被朱清时通过媒体放出后，南方科技大学校名的争议便平息了，连教育部的审批官员也没有意见了。2010年5月，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到深圳，对南科大的筹建工作表示肯定。

    但朱清时还是遇到了钉子。一份1986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根据规定，南科大成功获批筹建的前提条件是，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万册。而朱清时想办的是那种小而精的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生少老师多，培养的都是对人类科技进步有卓越贡献的精英知识分子。“我们首批招生计划50人”。因此，教育部的这些制定于20多年前的规定，就显得陈旧和过时。

    在朱清时的再三争取下，教育部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根据条例，即使南科大获准筹建，也仍要等几年时间，到正式建校时才可得到招生资格。朱清时再次进京跟教育部协调，教育部的建议是让南科大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招生，但招来的学生必须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籍。这让朱清时无法接受，“改革的结果就是建一个分校，这还叫改革吗？”

    另外，根据中国教育现行制度，南科大要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研究型大学，至少要3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朱清时已经105岁了，他显然不能等。在频繁通过新闻媒体给教育部喊话，最终无果的现实下，去年10月，朱清时决定南科大在国家计划外独立招生，自办大学发放不被国家承认的自办文凭和学位，强行闯关。此举被媒体称为朱清时从教育部“夺回”了招生权和文凭发放权。

    在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的朱清时“逼宫”的行为面前，2010年年底，教育部选择了妥协，在南科大招生考试后，下发批文同意未经教育部批准就擅自进行自主招生的南方科大进行筹建，学校代码为14325，筹建期间可以试办本科专业，给朱清时主导的这场改革实验暂时给予了一个模糊的承认。在今年两会召开前，教育部公开表态支持南方科技大学在教改方面的探索。即便如此，朱清时还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教育部对南科大自行发放文凭学位的行为，仍然没有表态。也就是说，南科大的学位和文凭，不能和国家现有认证体系接轨。

    首批录取的50名学生，最后只来了45名。一些家长也担心，南科大的自授学位，没有经过教育部批准，最终不能被社会承认。在开学注册前夕，他们还是退缩了，没有前来报到。

    更多的时候，朱清时是乐观的。在开学典礼上，朱清时强调说，南科大的校风和文化，一是要崇尚真理，谁掌握真理，就听谁的，二是要以学生为本。他说，学校的办学是否成功，归根结底是看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南科大不仅要帮助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还要培养他们批判和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