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者朱清时：蔡元培式的教育改革家

 朱清时说，学校的办学是否成功，归根结底是看学生对社会的贡献，南科大不仅要帮助学生培养健全的人格，还要培养他们批判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众多媒体记者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想目睹焦点中的45名南科大学生，是否会按照教育部要求，在学校参加2011年全国高考。

    此前，按照教育部要求，南科大在教务楼里安排了304、305两个考场，学校也给学生发出通知，将在校内举行高考，学生可自愿参加。但在6月6日，高考的前一天，45名学生发出了公开信，拒绝参考高考。此时，朱清时已经离开深圳，回到合肥。

    在教育部公开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后，朱清时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作为校长，他必须考虑深圳教育部门的压力和责任，所以他没有代表学校出面抵制，而是以个人身份站出来表示反对。“毕竟南科大是市政府办的，于是我只能让学生自己选择。为了回避，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在学校。”

    在得知南科大无一人赴考的消息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表示自己很欣慰。社会的支持和学生的态度，让他看到教育改革的希望，也给了他支持下去的勇气。

    但南科大的问题仍然存在。至今为止，南科大还不在教育部公布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高校的名单内，这也就是说，原计划招收150名新生的南科大，按照教育部规定，并没有录取学生的资格。南科大如果招生，势必遭遇到和去年一样的“非法招生”问题。   此外，由深圳市委组织部主持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遴选已经进入9人大名单公示阶段，并明确表示2名副校长的行政级别是“正局级”。而作为校长的朱清时在设定南科大章程的时候已经对记者表示过，南科大系统内将取消所有的行政职务和职务待遇，去官化、去行政化，完全实行教授治校。南科大和深圳政府良好的关系也因此出现分裂，目前，双方就此问题的协商，尚未达成一致。

    如今的朱清时，和3月21日开学时的意气风发相比，显得心事重重。

    他一手制定的《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已经获批，但尚未开始执行。在问题频繁发生后，朱清时最担心的，还是那45名学生。“如果改革走不下去了，我最难割舍的就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响应我的号召，被我号召来参加这个教改的，我当然要对他们负责了。我希望把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安排好。”这话听来格外苍凉，可见朱清时面临的压力之大，足以让他心生退意。

    接下来的问题是：——朱清时校长会不会辞职？不用多久，答案也许就会出现。

    “对我来讲，我这么大年纪，家也在合肥，家庭成员都希望我尽快回去，如果没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办一个普通学校，完全可以找比我年轻，年富力强的人，我就没有在这里做的意义了。”这是朱清时曾经说过的话，也可见他萌生去意的端倪。

    改革总会有阻力，一直以来，对南科大以及朱清时本人的质疑都没有中断过，最近几日，原南科大筹建团队成员、香港科技大学的几名教授公开发文，指责他的哗众取宠和为口号服务，并言辞激烈地称“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这让朱清时更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

    我们关注朱清时，也是因为他的实验关系到中国教育的改革和未来。如果南科大能够走出一条教育新路来，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走南科大之路。反之，如果朱清时“中途退场”，中国高校改革很有可能会再延后若干年，中国教育的一丝曙光也将消失，又回到死气沉沉的局面。读书上学不容易

    朱清时，1946年出生在成都，父亲朱穆雍是当时成都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社会学毕业生，一直在原四川省政府中做职员。解放后，父亲作为留用人员参加革命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反”运动中，成为专政的对象，被下放到金堂县劳动改造，留下11岁的朱清时在成都十三中读书，独立生活。

    “在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父亲的问题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沉重地压在我的心灵上。我还记得父亲被判管制一年的消息传来那天的情景，对于读书人家庭这是盆难以忍受的污水，当时全家人绝望地抱团大哭。”

    父亲在管制期间无工资，管制结束后只有低工资，无力养家。“母亲就开始早出晚归干零活：为别人洗衣服，为被服厂缝衣服，为建筑工地砸石头，挣来一点钱养活一群子女。母亲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高中时，在数学老师周泰金的引导下，朱清时迷上了数学。尤其是周泰金老师讲述的法国数学家伽略华的故事，伽略华成了他当时崇拜的偶像。一次，朱清时写了一封信给华罗庚，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华罗庚先生看了他写的论文，还给他写了回信，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使朱清时备受鼓舞。

    1962年，成都市举行第一届中学生数学竞赛，朱清时等4人获得一等奖，这次获奖给当时的“白专典型”朱清时带来了好运，第二年，经过一场辩论，学校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艾淑斌亲自拍板，吸收朱清时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之一是当时校团委副书记，我的同班同学谭廉志，后来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再后来成了我的终生伴侣。”高中毕业，朱清时考上了中国科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文化革命大串联”开始，朱清时和另外几个同学背上背包，从北京步行，走了3个月时间，穿河北农村，过河南兰考，渡淮河，越湖北大别山，到武汉，渡洪湖，从城陵矶过长江，经湖南岳阳、长沙，朝韶山，然后步人江西，登上井冈山。“这三个月的经验使我明白了人生的一个真理：做任何事情，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日积月累，就能做出外人眼中的奇迹。这为我进入社会开始一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朱清时回忆说。1968年12月，朱清时大学毕业，去了青海西宁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炉前工。“我的工作是每晚炼完铁后爬进炉膛，把炉腔壁被烧坏的耐火砖敲下来，换上新的。炉腔里余热有70-80度，还得穿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一会儿就汗如雨下。更令人担心的是敲壁上坏的耐火砖时，说不定何时四周的砖会一起掉下来，把人埋在里边，不死也残。对这些我全然不在意，只是拼命地干活，一心一意想好好地改造自己。”

    厂长是个爱才的人，见朱清时数学很好，就把他调到供销科，负责厂里的原材料和设备维修用零配件的采购、库存和使用计划，同时兼作采购员。当时分来厂里的大学生们常在业余时间聚会，多为喝酒，打扑克，海阔天空聊天，发发牢骚。“我也时有加入，但很快就感到空虚。我总觉得光抱怨怀才不遇没意思，中国这么大，总是需要人才的，现在把时间荒废了，一旦需要时，我们有什么呢？我仍然像在大学里一样，抓紧时间学习。翻译了一本《相对论的再审查》，稿子被山东大学油印出来，在国内流传。写了一篇论文《论基本粒子的静质量随时间变大》，197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原子弹给了他出国机会

    当时的中国，陷于“文革”混乱之中，国际上科学技术却在迅速发展。中国科学院一边应付“文革”，一边为造原子弹组织技术攻关。原子弹和氢弹的主要原料是235铀和6锂，制备它们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把它们分别与238铀和6锂分离开。国外的研究已表明，激光可用于有效地分离这些同位素。当时地处西宁的青海盐湖所也想参加这一重大项目，急需学物理的人才。

    “得知这一信息，我即去拜访该所的室主任康靖文，他拿了很长的一篇英文文章(题目是《化学中的激光》)让我翻译。几天后，我就把译文交给了他。他们马上就决定要我。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铸造厂不放我。厂长态度十分坚决，一再说我是个人才，决不能放走！”最后，厂长下基层蹲点劳动，同情朱清时的供销科长和人事科长，迅速为他和妻子一块办好调动手续。

    朱清时就这样去了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成为激光分离同位素课题研究项目小组负责人。1979年，朱清时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出国进修人员，到了美国华盛顿的圣巴巴拉大学，从事激光光谱研究，进修期满后，朱清时又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半导体激光光谱红外线多光子离解等的研究。

    “初到美国，我出过许多洋相。偌大一个华盛顿市，我全靠两腿到处走。中午宁肯饿一顿或花一个多小时走回使馆吃免费饭，也不肯花钱买点东西充饥，更不愿出5角钱坐一次地铁。宁肯花一两个小时一件件用手洗衣，也不愿花几角钱用一次宿舍的洗衣机。我还专门买过美国人不要的净肥肉来吃，就为了省钱。很久以后，这种穷怕了的心理才慢慢转变过来。我们终于明白，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健康远比省下的那点钱重要。”更大的困难还是在工作中。在圣巴巴拉加州大学从事激光激发荧光光谱研究时，实验室的设备多数他都没见过，连用途都没搞清楚，更无从下手使用。因为他中学和大学学的是俄语，英语比较薄弱，读不懂说明书。“对研究的课题，我只有一些科普知识，几门主要基础课未系统学过。相关参考文献更像天书般难懂，差距多大！还有口语不流利，不能进行较深入的讨论。原以为出国是进天堂，却不料来到地狱之门。”每周的小组讨论会，是朱清时最难受的时侯，讨论的问题听不懂，自己更无话可说。那种尴尬的局面让他很受伤。别无选择，只能是放弃了一切娱乐和休息时间，集中精力迅速填补实验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空白，投入到实验中去。

    “我列出一个问题清单，包括我不知道的仪器的功能和操作方法，然后请教别人，把他的介绍一一记下来，自己再练几次，熟悉之后，就能找出每台仪器的关键点，然后再读说明书的有关部分，很快就能掌握。两三个月之后，我已能熟练地操作整个复杂的系统，做出了一些漂亮的结果。终于有一天，当看到记录仪画出期待已久的曲线时，我深切感受到了探索科学真理的快乐！”

    在美国两年多的时间里，朱清时与他人合作研究的用激光做出的氢氧化钙自由基的高分辨光谱被美国宇航局和法国科学家用作确定星际空间中存在氢氧化钙自由基的依据，他还发表了有关半导体激光光谱等前沿方面的科研论文7篇。

    “在一次学术会上，我的老师向与会者介绍我说：‘他几周内做完的工作，美国学生通常要干上一年。’这句话给我的自尊心带来的快乐，补偿了第一年生活中的全部苦恼。”1981年6月，第36届国际分子光谱学讨论会，邀请朱清时做分会讨论的主席。“那天，站在主席的位置上时，我已完全忘记了因家庭出身而遭受过的种种屈辱。”

    两年进修期满之后，麻省理工学院要聘请他做“博士后”研究员。“我当时很犹豫，在美国从事科研，各方面条件优越，但只能在别人指定的框框内工作；回国则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特长，发挥自己的独创性，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朱清时还是选择了回国，与同事们一起建起了激光光谱实验室。国际著名的激光杂志《LaserFocus》曾在1984年12月号上专文介绍中国的激光实验室，朱清时在盐湖所的实验室被看作是世界两个水平最高的实验室之一。

    在事业起飞的同时，朱清时也遭遇到因名利导致的人际关系问题，朱清时发现在盐湖所无法再深入开展激光光谱学研究。1984年，他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此他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成了选键化学的国际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