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专家共同求解“钱学森之问”

２０１０年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钱学森之问"再次成为焦点话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此展开深入探讨，试图从创新教育、创新文化与创新人才的角度给出"钱学森之问"的新解。

    破解"Ｅ教授"的无奈

    作为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的一名７０岁老教授，刘西拉深谙培养创新人才需"因材施教"之道："教书就要以学生为中心，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传统。你看孔夫子有７２个弟子，上千个门生，都是一个学生一套教育计划。"

    可他现在却很无奈，还戏称自己是"Ｅ－ｍａｉ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电子邮件教授）。"高校扩招后，我光博士生就要带１０个，根本无法保证与每个学生频繁地面对面交流，只好通过邮件来沟通，成了Ｅ教授。"

    "现在是学生围着老师转，所有人一个计划。教学效率比较高，但成功率不一定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则表示："一对一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我们不可能在公立大学里完全做到每一个教授和学生都一对一。这涉及到教育资源分配上的问题，也涉及到公平的问题。如果只是把资源投入到极个别学生身上，恐怕也不是公共管理应做的事。"

    说到底还是优质教育家资源稀缺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学里面不缺乏科学家、生物医药学家、工程学家……但是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懂得启发学生创新能力的教育家太缺了。"

    面对这一现状，高校目前探索的对策是"尽量把教学变成小班教育，把师生比例提高到理想的状态。招生规模要控制，教学质量才能上来。"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说。

    而作为一线的教师，"就算在班级上不能照顾每个学生的个性和需求，也应该把他们的名字都叫得出来，知道哪些学生水平比较高，哪些学生水平还不够。写板书也很重要，光读ＰＰＴ不备课，与学生很难交流。"刘西拉说。

    激发学生"１＋１≠２"的灵感

    与会专家表示，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是高校最重要的职责，也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刘西拉回忆起当年与钱学森的一段往事。

    "那年我刚回国，钱先生请我吃饭，饭桌上谈的都是音乐。"刘西拉说，"钱先生认为搞音乐一定要先学好１+１＝２，而后还要能干出１+１≠２的事，我觉得创新人才的培养也是这样。"

    "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教会学生１+１＝２之后，如何让他们萌发出１+１≠２的灵感。我们的本科生质量与国外差距不大，研究生差距却很大，就是没能很好地完成从１＋１＝２到１＋１≠２的教育转型。"

    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表示，教育要逐步从知识的传授转变为学生创新潜能的培育。"古人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创新人才都有差异性、批判性等特点，对未来充满梦想，有着解放的灵魂，学校要为学生的奇思妙想提供生长的土壤和能量。"他说。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对此表示赞同，并提出了创新文化作为"大环境"的重要性。"没有创新文化就培育不出创新人才。中国的文化强调共性，不鼓励标新立异。投射到创新人才培养领域，不少科学家申请的项目如果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偏题、怪题，就往往通不过项目评审，更拿不到经费资助。殊不知，基础研究常常是歪打正着。而我在西雅图的微软公司总部看到，那里的员工痴迷科幻的程度不亚于中国人痴迷武侠，这里面就有区别了。"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说，国家提出２０２０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这是创新人才发挥潜能的最好时机，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我们不妨设立一台倒计时钟，时刻提醒国人，离２０２０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时间节点已经越来越近。"他说。

    培养杰出的"新一代"

    专家们认为，重视"钱学森之问"，就要在反思中进步。他们表示，杰出人才不可能是一片沙漠里的"独苗"，而必须是来自一个优秀的团体，来自优秀的一代人。"解放前我们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奋斗，获得了成就。解放后，我们这批人很幸运，能够看到国家民族的振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为之付出一辈子的努力。杰出的人才肯定是一代人，而不是一两个人，我们必须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杰出人才。"刘西拉教授说。

    吴启迪说："创新人才是一个团队，而不仅仅是某一两个科学家。我们国家一系列已经实施、正在实施和即将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都离不开杰出人才，比如三峡工程、高铁项目、航空航天，都必须由一个创新人才的团队来支撑。"

    吴启迪还表示，学校可以是孵化地、培育场，但还不是杰出人才"一锤定音"的地方。"一个杰出工程师，难道他一从学校出来就很杰出吗？我想不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人才需要有舞台，需要有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出真知、出创新。"

记者俞菀、杨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