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叙事基调

　　围绕莫言创作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对其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感的质疑。莫言获奖以后，这一争论在一段时间里被搁置了起来，即使是对其做出尖锐批评的评论家也适时地保持了沉默。某种意义上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莫言获奖有其一定的代表性，藉以对体现在其作品中的道德感的探讨，我们得以透视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也因为此，与会评论家并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围绕此直抒己见。

　　事实上，不少对莫言创作持保留态度的评论家，在获悉莫言获奖的时刻，都不能不产生一个疑惑：何以以人道主义自居的西方，以理想主义标举的诺奖，却给了因在作品中描写了诸多血腥、暴力等场景而在国内颇有争议的莫言这个奖项?难道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有一种解释是，西方读者大多不懂中文，能读到的只是莫言作品的外文翻译。而经过翻译，如陆建德所说，作品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动。“莫言自己也这样说的，翻译把很多的东西都改变了，有一些场景也许消失了。”

　　好的翻译无疑为莫言获奖创造了有利条件，瑞典籍华裔诗人、李笠直言，莫言获奖要归功于他作品的瑞典语翻译陈安娜。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还得归功于陈安娜的改动和删节?当我们谈到文学翻译，一贯强调翻译要力求做到“信、达、雅”。以此标准看，莫言作品的外文翻译显然没有遵循这基本的信条，而我们却赞赏有加，这种功利主义的解读耐人寻味。而更深层的问题或许还在于：更为忠实的翻译未必就导致莫言错失诺奖，这般改动和删节却可能让我们回避对于道德感的深层追问，从而错失反思自身文化的绝佳机会。

　　陆建德以一位美国作家的说法来阐释自己对道德感的理解。“什么叫道德感?道德感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出了交通事故，有人死了，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先去拿一块布把他的尸体遮起来，然后圈起来不让任何人来拍，他说这就是一种道德感。然而，中国社会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在一个尸体上面，我们还缺少那么一层布。”在陆建德看来，体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同样如此。“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物质太短缺了，这对人的道德感实际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冲击，使得我们对很多应该能产生恻隐之心的场景，会慢慢地变得习惯。这是一种事实，但也是一种损失。”

　　当我们以此来对莫言的作品做一关照，我们发现其早期的作品不乏为一些批评所称道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描绘，其描绘本身也充满感人肺腑的力量。然而，经历创作的转型之后，血腥和暴力的场景确乎在他笔下得到愈来愈多的呈现，而这与他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葛红兵注意到，莫言一直扎根在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中，他在写作中非常重视传统虚实技巧。“我以为，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生活的叙事形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作家却不屑于去学习叙事，去学习如何倾听我们这个民族叙事本身的要求，他们都热衷去搞西方切断式的叙事。而莫言恰恰相反，他的精神气质我觉得有点像《水浒传》。”

　　这恰恰是莫言写作的最大特色所在，也可能是我们诉之于莫言的道德感问题的根源所在。如若以“形式就是内容”的见解而论，《水浒传》等传统章回体小说，采取那样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其对诸如李逵“不分青红皂白一路砍将下去”的杀人场面的描写，实际上有着潜在的关联。就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巨人传》，因为拉伯雷一开始就为小说奠定了狂欢式的叙述基调，他笔下人物那种粗鄙、戏谑的夸张表现才有了坚实的合理性。而作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在看似偶然的表象下，其实又深藏着某种必然。因为这样的选择不仅体现了作家的思维特点，在其深层还有着民族和时代意识的回响。以此看，当代文学在如何借鉴西方，同时走自己本土化的实践中，的确有许多需要剥离和解析的重要命题。而莫言在回到传统民间叙事从中汲取养分的过程中，何以呈现出这般的叙事奇观，也正是我们需要做深层分析的课题所在。

　　但确如评论家雷达所言，不论其成败得失，莫言及以他为代表的少数作家在借鉴、吸收、转化表现中国经验、中国心情，表现中国化的道路上，的确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作家陈冲表示，莫言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很多作家的重要特质，就是其强烈的风格化写作。“什么叫风格化?通俗的说法就是，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情节、同样的主题、同样的题材，换一个人来写就会大不一样。”言下之意是，这种风格化的写作无论放在何种情境下，都很容易让人加以辨识。

　　在陈冲看来，这对于作家写作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比如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的狄更斯，如果你去读读他们的原作，你就能感受到强烈的个人风格。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一些作家，刚开始写作时也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但他们那些风格后来慢慢就没有了，以至于我们现在一讲到风格就是僵化的主义。但莫言的写作，不管他本身风格有多少变化，也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他的风格，他都不曾改变这种风格化写作的可贵探索。”

　　以此看，即便是看似简单的道德感问题，都会延伸出很多深层次的命题。对莫言这样颇具复杂性的作家，任何简单的判断都会造成很大的偏差。正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何平所言，谈论莫言，其实并不只是谈论莫言本身，它涉及到一个很大的文学生态的问题，诸如莫言和他的时代，莫言和他同时代的作家，莫言和他继承的文学传统等问题。也因为此，当我们以莫言获奖为契机，来谈论当代文学价值重估的问题，并不是意味着当代文学就因此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坐标。相反，我们更需要藉此对当下庞杂的资源做一番系统的梳理。以此看，对当代文学价值的重估非但没有逼近“终结的感觉”，更可以说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