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85周年：知中国 服务中国

　　1926年6月，浩瀚的太平洋，从温哥华开往上海的“加拿大号”客轮上，站立着一位儒雅的中国青年，他叫何廉，是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正赶赴上海接受一份待遇优厚的职位。当客轮抵达日本时，何廉收到一封来自南开大学张伯苓的信函，邀其出任该校经济学教授。几番思量，何廉决定改变行程，转赴南开任职。一年之后，1927年9月，在张伯苓的大力支持与何廉的精心准备下，中国高等学校创建的第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初步成立。

　　2003年初秋，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北京举行第十届颁奖礼，当10余位获奖者登上主席台领奖时，人们忽然发现，有3 人居然都毕业于同一个地方——南开经济研究所，而且都是该所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的弟子。南开经济研究所再次为学界送上了一段人才辈出的佳话。

　　时光荏苒，转眼走过了85个年头。抚今追昔，在85年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中，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坚持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知中国：“洋博士”要“土货化”

　　“作为去国七载刚刚归来的游子，请给我机会首先通过教学和研究，来了解我的国家，以便我能证明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价值。”这是1928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延归国后，面见国民政府工业部长孔祥熙辞职时说的话。之后，方显廷受邀来到南开，成为何廉的左膀右臂，不但与何廉共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事业，而且吸引了陈序经、李锐、吴大业、袁贤能、陈振汉、滕维藻等人，形成了一个优秀的学术团体。他们开风气之先，提倡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工厂和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注重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何廉、方显廷更因贡献突出，而与马寅初、刘大钧并称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

　　当年，这些毕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年轻“海归”们之所以能够迅速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因为他们师出名门，更得益于南开大学提出的“土货化”的发展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

　　85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开展“中国化的经济研究”，是南开经济研究所谋求学术发展和实现报国理想的正确方向。

　　然而，洋博士要实现“中国化”谈何容易，他们自己也必须经历一个深入实际、自我教育的艰苦过程。

　　为了了解国家现状，方显廷带领学生到天津地毯工厂和作坊中，了解生产制度，学习机器操作，和工人们交流。他们甚至连棉花运输、制鞋、磨坊等行业都一一考察，然后才会坐下来进行理论分析。

　　何廉则想方设法收集资料，推动教学改革。为了反映中国的公共支出情况，他克服困难从时任财政总长那里收集到中央政府各时期有关支出的材料;为反映税收和公债情况，他通过各种途径从海关及其他政府机构收集大量现实资料。因为契合中国现实，他编写的教材取代了当时最流行的美国教授卢茨的《财政学》，被全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科系广泛采用。

　　“海归”们精深的学术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着周围的同仁，形成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与众不同的研究特色和学术风气，在中国农村经济、工业化道路和宏观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此，《大公报》专设经济副刊，发表该所的文章。这里也是当时中国经济研究资料最为翔实的学术机构，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汤尼在1929-1930年来华期间，利用该所的资料和成果，撰写了《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享誉国际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