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余：大学如何更好地吸纳捐赠
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命名为“真维斯楼”，引发争议。依据清华教育基金会官网公布的信息，有20个院所、实验室、基金等筹款项目也给出了“冠名费”，金额超8亿元。清华大学新闻中心回应称，为校园建筑物命名是筹资助学的通行做法（5月25日《新京报》）。
名校的一举一动，向来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5月26日，有媒体评论说，“大学应该保持对高尚的追求，否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气神或将无所归依”。
应该说，人们通常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评判一个现象，这往往容易赢得喝彩，但如果仅从这一纬度观察事物，往往失之偏颇，对大学校园中涌现的“真维斯楼”，或许应超越单纯的道德立场，进而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学治理结构战略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
人们经常认为，大学作为事业单位吃财政饭天经地义。作为公立大学，其财源的主体应来自政府拨款，但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07年财政年度，哈佛大学捐赠基金增值23％，达到了创纪录的349亿美元，其中校友捐赠大致占1/4。比较来看，国内大学吸纳的捐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项统计显示，近10年来中国大学校友捐赠合计27.32亿元。无论用何种口径统计，国内大学所获捐赠与欧美大学相形见绌。
应该说，在促进高等学校吸纳捐赠、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方面，国家政策方面不存在障碍。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就提出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方式，使得高等教育筹资的多元化从以往的政策推进发展到正式的法律规范，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体制的合法性。而去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则从大学内部治理的角度提出更明确的要求。
从清华“真维斯楼”的案例来看，大学要吸纳捐赠、拓展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亟待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大学自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公众对纯净象牙塔的善意期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就职演说中首先谈到了清华的“经济问题”，他说：“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于动摇清华的前途。”财源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及早期清华掌门人对此的清醒认识，由此可见一斑。今天，大学的“经济问题”远远复杂于20世纪30年代。面对公众“吸纳捐赠就是玷污纯洁”的质疑，大学一方面要认清使命、找准定位、坚守目标，另一方面要在公共传播上讲求技巧，尽可能把问题向公众讲清楚、把思路讲明白、把道理讲透彻，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误解。
二是捐赠者的诉求与大学的回馈机制。对高等教育的捐赠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一大传统，1890年前的两位主要学术捐赠者——伊兹拉·康奈尔和约翰·霍普金斯都是贵格教徒，他们捐赠高等教育的动机出自博爱精神，他们的行为带动了更多的有钱人捐资助学。相比较而言，国内企业家对高等教育的捐赠动机要复杂得多，除了以反哺母校为基本动机的校友捐赠，大多数企业家往往过于重视在短期内可预见的回报。在清华“真维斯楼”的旁边，不是还有一个介绍“真维斯”的牌子吗？当然，这不仅涉及企业的捐赠动机问题，也涉及校企双方对捐赠回馈机制的谈判。合理的回馈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多选题，只要双方设定各自的谈判边界，即可有多种答案，除了为建筑冠名，还可设立冠名的奖学金、奖教金，设立冠名的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科研攻关专项基金，吸纳部分捐赠者进入学校董事会（理事会）参与学校发展决策，邀请部分捐资的校友参与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投票，等等。
三是吸纳捐赠的长效机制与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在管理学的视野中，一个组织的结构和程序都是为了处理组织所面临的政治或经济上的严重不确定性而设计的。因此，一所大学可以设计出一个能有效处理有关重要支持者不确定性的内部结构。从权变理论的角度来看，大学的治理结构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企业等外界“自变量”的因变量，应该随外界环境的变迁而变迁。中世纪时期大学与宗教势力的斗争，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大学在民族国家地位的波动，冷战时期美国大学战略性科研的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各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迁。今天，当大学的筹资渠道多元化后，其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成为必然趋势。这就是说，要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框架内，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以赢得社会和企业对学校发展的支持，从而使学校获得充足的财源得以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