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教育》如何进入中国? 夏丏尊译本风靡全国

把《爱的教育》推向中国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日记体儿童小说《爱的教育》，描述了一个学年里男孩恩里科的生活感受，把“爱”体现得淋漓尽致，大至国家、民族、社会之爱，小至父母、老师、朋友之爱，都极为感人。因而，该书在1886年问世时就引起了轰动，世界各国纷纷出版。这部名著传入我国的过程，颇耐人寻味。

　　初次亮相

　　清末，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儿童读物，在沪创刊的海派文学杂志《小说林》发表了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号召专门编译适合儿童特点的作品，以“鼓励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慧，培养儿童之德性”。早期海派作家包天笑对此非常赞同，并积极筹划。当年，包天笑正担任上海《时报》“余兴”副刊编辑，获悉《爱的教育》畅销于世界，就决定把它编译出来；由于他懂日语，所以立即仔细阅读从上海虹口日文书店搜寻到的它的日译本。

　　包天笑在动手编译时，为了适合新旧思想交替的背景，以及我国儿童的兴趣，他刻意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中国化”，并作了部分调整和改写。例如，他因十分疼爱家中幼儿可馨，落笔前灵机一动把《爱的教育》里的小主人公“恩里科”译为“馨儿”，并将书名定为《馨儿就学记》；《馨儿就学记》还编入了那时高小国文课本中的一段关于清明扫墓的描述，这是由于在编译过程中可馨不幸因病夭折，他为悼念爱子而含泪插进近千字的“祭文”，此系原著中所没有的。因而，他后来曾回忆：“《馨儿就学记》我是从日文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都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

　　《馨儿就学记》从原著20余万字中选译了约8万字，全部采用浅显的文言文。它自1909年2月起在上海《教育杂志》连载，共登了12期，社会反响甚大。翌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系32开本，正文近170页，无前言、后记，每册定价为三角五分。由于包天笑在编译和改写中注重将新思想与我国传统美德相融，用心反映儿童生活情趣，尽力使文字生动流畅，该书深受孩子们喜爱，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并一再重印。到辛亥革命后，担任教育部次长的袁观澜曾为《馨儿就学记》等“教育小说”颁奖。

　　《馨儿就学记》虽不能被视作严格意义上的中译本，但可算是《爱的教育》在我国的最初亮相。

　　风靡全国

　　夏丏尊青年时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决心为振兴我国教育事业做些实事，于是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

　　1920年的一天，夏丏尊偶然得到《爱的教育》日译本，顿时爱不释手。他含着热泪读毕，深感“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遂发愿要挤时间把它翻译出来。

　　夏丏尊因很忙，直到1923年夏秋间才得以对照日、英两种译本，正式开始进行翻译。该书原名“Cuore”(中文译音“考莱”)，即“心”的意思，英译本相沿，并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日译本当时有两种，分别定名《爱的学校》和《真心》。夏丏尊几经推敲，觉得把书名直译为《心》不能表出内容，采用《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则不够简练，而《爱的学校》又不太确切(书中涉及社会和家庭)，便欲译作《感情教育》，后来担心与法国作家福楼拜同名小说混淆，故改成《爱的教育》。在翻译过程中，朱自清成了第一位读者，而且热忱帮助校正；丰子恺则精心为之绘制插图，这真可谓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不久，胡愈之主事的上海《东方杂志》从第二十一卷第二期起，分10余次连载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上海开明书店则于1926年出版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单行本，列入“世界少年文学丛刊”，随后接连重版21次；1938年，又推出修正版，由丰子恺装帧设计，并全部配画，至解放初期共印行20次。在此期间，上海虽出现过另外几种翻译版本，但质量均无法与夏丏尊的译笔相提并论。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说：“这书给我以卢梭《爱弥儿》、裴斯泰洛齐《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动。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其中，清楚地道明了该书长盛不衰的原委。

　　当年，上海《北新》周刊曾对此书发表评论：“读了这本书脾气要好上十倍！他一定不会再使母亲不快活，他更要和气对待同学……总而言之，要比上三年公民课所得的多。”这是对该书教育性的中肯评价，生动反映了它在我国教育界和家长、孩子中受欢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