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息化新阶段的战略思考与顶层设计研究论纲 2

　　2、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难点、关键和需要正确处理的复杂关系

　　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想整体驾驭，首先必须在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下条块分割的部门、区域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之间建立起四通八达的信息通道，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顶层设计”的难点和关键是整合，要统一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协调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整合各方面资源，还必须努力发现和寻找打破现行体制条块分割的壁垒的“绿色通道”。

　　我们认为，在《纲要》实施工程中顺利开展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复杂关系。

　　① 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这主要表现为教育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② 教育信息化与相关领域信息化的关系。这主要是教育系统与教育外部(包括国家信息化系统)之间的关系，要通过信息化架起联系、沟通外部的桥梁，学习借鉴相关领域信息化的成功经验，整合、利用国家和其他部门信息化的各种资源。③ 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与区域教育规划的关系。这涉及到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工作与省市地方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的关系，这里既有教育内部、也有教育外部的关系，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必须指导、推动区域教育规划，尤其要指导和贯穿到《纲要》实施中省部共建的“国家级区域教育改革实验区”的整体规划和具体实施过程中。④ 教育信息化建设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这需要对过去十年我国教育信息化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下面仅对第一方面的关系作简要分析(其它方面的关系在后面的文章中将会涉及到)。

　　在贯彻《纲要》、开展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工作中，首先必须处理好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在现实的调研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纲要》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系统贯彻《纲要》时，都在从自身出发，制定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行动纲领，但任何部门、区域的教育现代化显然都离不开信息化，教育信息化不是游离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子系统现代化建设之外的建设项目，也不是与这些教育子系统并列的，而是渗透、贯穿在每一个教育子系统之中，是教育现代化在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内涵和鲜明标志。15年前，当“信息化”的概念开始进入我国战略发展理念时，曾围绕“信息化”与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四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展开过探讨和争论，不少同志将“信息化”与“四个现代化”并列、等同起来，认为应该增加到国家战略目标之中，变成“五个现代化”。江泽民同志当时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 [10]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仍然具有指导和启发。教育信息化在建设过程中当然需要制定具体目标，但这些建设目标必须与教育系统各部门的建设目标整合在一起，而且必须紧紧围绕《纲要》所提出的教育现代化的总目标。只有用这样的方法论来理解和正确处理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包括不同部门现代化，如高等教育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处理和协调好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工作与各级教育系统中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充分认识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信息化是为《纲要》所确定之教育现代化大目标服务的，教育信息化在《纲要》贯彻实施中，既要“到位”又不可“越位”(主要指脱离各方面工作孤立地发展)。这是过去十年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

　　3、 必须高度重视中国教育信息化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自主创新

　　教育信息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有理论指导，否则必然陷入盲目发展的危险境地。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教育信息化的指导思想不仅非常混乱，而且其中绝大多数理念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其实不仅限于教育领域。对此，西方某大国一位前首相曾用藐视的口气宣称：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11] 西方政治家这种独特的视角和见解，已经引起我国决策者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战略等领域的基础研究中开始出现转机。值得我国教育高层决策者和教育理论工作者深思。中国教育理论、学习理论，教育信息化理论与政策研究严重滞后，尤其是严重脱离复杂多变之中国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现实的状况，在今后十年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的教育就不可能走到世界前列，也不可能实现《纲要》所提出的宏伟蓝图，建成具有中国特色、高度信息化、现代化、让老百姓满意的教育体系。

　　其实，“教育信息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东方人的发明，至今也还仅应用于中国和日本等受汉语影响的东方国家，而成为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则只有中国，但中国对此重要概念的理论解读和政策解读却至今未引起足够重视，这是导致我国各级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各类学校、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对教育信息化认识不清、重视不够、存在大量模糊观念和盲目行动的一个重要认识论根源。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基础理论研究对指导政策、实践的极端重要性。当然，这种理论研究决不能是空洞的概念游戏，尤其不能为追求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而“闭门造车”，只有深深扎根于现实社会土壤、超越眼前功利，才有可能创造出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和广阔全球化视野的学术力作和精辟见解，达到这样水平的理论研究才可能对决策和实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当代中国应该也必须产生这样的教育理论和教育信息化理念，因为中国是教师和学生最多的教育大国，今天的中国也是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近十年来，许多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和各级教育管理者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学习创新和教育管理创新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教育理论研究者只要能真正深入、扎根于这一肥沃的教育改革文化土壤之中，不畏艰难困苦、不求虚名、不图眼前功利，持之以恒，就必然也一定能够产生出中国自主创新的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理论，并对21世纪世界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独特之贡献。中国丰富的教育文化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教育王国，今天，开放的中国教育系统必须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但植根于西方教育文化土壤的思想不可能解决今天现实中一系列复杂的中国教育难题。中国必须有扎根于、萌生于自己现代化、信息化教育土壤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战略、政策！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树立这样的自信，在进行教育现代化、信息化“顶层设计”的时候，更应该提出这样的目标和使命。从眼前的需要来说，深入开展教育信息化基础理论研究，也是指导和保证顶层设计科学化、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前提之一。

　　三、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内容、结构与工作思路建议

　　教育部提出用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我国教育的跨跃式发展，并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12]至今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纲要》的贯彻实施将指引我国教育信息化开创新阶段，但这一新阶段不是从零开始， 这是教育部主管领导在部署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时所反复强调的。因此要认真总结和反思过去十年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哪些应该继承，哪些需要创新。在此基础上形成和明确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内容、结构与工作思路。

　　下面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

　　1、 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思路和工作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面临不同思路、方法论和工作模式的选择。

　　其一是延续我国教育信息化前十年的建设方针、发展模式和工作模式。比如，按照硬件、软件、资源建设、人才培养这样的结构来设计；或按照管理信息化系统和教学信息化系统的分类来投资和组织实施教育信息化工程项目。这从形式上好像很明确，也容易操作，但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导向”的思维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重建设、轻应用”偏向，不仅导致教育信息化投资效率不高，而且对促进教育改革、推动学习方式变革、提高教育质量影响不大，没有真正发挥《纲要》所强调的“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之效果。这种设计思路和工作模式如果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建设的初级阶段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的话，进入《纲要》所开创的教育信息化新阶段则显然必须超越了。

　　其二是按照现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分工和分类规划的思路，使教育信息化围绕教育系统各方面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强化内容导向、应用导向、效益导向。这是当今世界教育信息化深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如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显然不能停留在前十年建校园网、多媒体教室和计算机房，开发数量甚多但至今无法实现共建共享的网络课程……这样的初级层次和水平上，而必须紧密围绕大学核心功能：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的现代化建设思路设计，尤其需要整合这几方面的信息资源，推动和深化大学改革发展。这显然是目前高校网络建设管理部门乃至分管校领导所难以胜任的。面对这一时代挑战，世界名牌大学 借鉴政府和企业提升信息化决策管理层次和水平的成功经验，在大学创建了属于大学高层决策体系的CIO(首席信息官)体制。显然，在我国新一阶段的高等教育信息化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中，大学主要领导和高等教育主管理部门必须处于主导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把手工程”)。但由于我国现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如果选择这样的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思路和工作模式，难免会加剧目前已经严重存在的“信息孤岛”，违背“顶层设计”的根本原则和初衷。

　　我们认为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应该吸收前两者各自的优点，采用第三种设计思路和工作模式：制订和实施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模式。这是任何领域、部门在制订中长期战略规划时普遍采用的设计思路和工作模式。
 

　　2、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内容和结构

　　采用以上第三种设计思路和工作模式，从我国教育信息化下一阶段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出发，参照国内外教育战略规划的成功经验和模式，我们对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和结构提出如下建议和设想：

　　首先需要研究和确立规划期内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主要原则、预期目标；以此为指导进行现状分析、国际比较和需求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确立战略目标与评价体系；再进一步研究和制订不同部门、区域、各级各类学校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深化改革发展的规划，并在整合中选择战略重点与突破口；同时制订应用信息技术创新教育的规划、教育信息化人才培养规划等，如应用国家“赛博基础设施”健全和提升全国教育信息数据库水平，创建教育科学决策管理服务体系，深化教育管理改革，促进教育体制创新和管理流程再造的规划；又如，应用国家巨型知识网格平台和公共知识服务体系创建省部两级的教育“云服务体系”，促进全国网络精品课程共建共享，推动学习方式变革规划等。

　　我们的建议和构想还很不成熟，希望能抛砖引玉，并得到各方面专家、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批判指教。

　　在此我们还特别要提出和探讨一个教育信息化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

　　3、 什么是教育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

　　最后一公里(Last kilometer)，原意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被引申为完成一件事情的最后、而且是最困难、最关键性的步骤。通信行业的“最后一公里”是指从通信服务商提供的客户端机房交换机到用户计算机等终端设备之间的连接。在单纯技术导向的教育信息化视野中，网络连接到每一所学校和班级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校校通”、“班班通”被视为教育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这是作为许多国家教育信息化初级阶段的建设目标提出来的。然而，当投入巨资实现了“校校通”、“班班通”之后，建设者所预期的教育目标却并没有实现，教育质量未见有多大提高，教育成本却大大提高了。美国斯坦福大学Larry Cuban教授对此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信息技术在进入学校的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在促进教育和学习效能改进上难有作为，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其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因素，是技术决定论的教育改革思维在学校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结构导致了信息技术的应用效果不彰。[13]经过学习科学家们大量深入的研究，问题的症结终于被揭示出来：学习是教育的基础，也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当前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导致的学习之异化，学生中厌学情绪像可怕的瘟疫一样蔓延，要想纠正和扭转西方工业文明所造就的学习文化，单纯技术导向的教育信息化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运用教育信息化推动学习方式的变革，教育信息化才会真正对教育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因此，光靠诞生于西方教育土壤中的e-Learning 解决不了学习异化的难题。最近，我们总结12年来在大学信息技术环境下开设《学习科学与技术》课程、培养大学生创造性学习能力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提出了G-Learning(“绿色学习”)这一科学与人文内在统一的东方学习文化新概念，[14]我们认为，“让学习变绿”是素质教育的难点与“攻坚战”，是课程改革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真正的“最后一公里”， G-Learning 可以成为把近20年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这三大主题(素质教育、新课改、教育信息化)内在整合起来的“抓手”，这再次显示出教育信息化所具有的强大“整合功能”

　　4、 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组织管理结构与方法论

　　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理论、实践、政策研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应用当代复杂性科学前沿的方法论指导，建立起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开放性、自组织、超循环的组织管理与评价反馈模式，并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和资源武装起来。其中的关键是要应用系统工程的科学决策管理方法论指导，选择和配置优化组合的专家资源系统。我们认为，我国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组织结构中至少应该有以下几类专家参与：①国家发展战略决策咨询专家、尤其是主持和参加国家信息化顶层设计的专家，他们不仅能带来先进的信息化理念、经验和广阔的视野，而且有利于指导教育信息化整合利用国家和其他部门信息化的资源；②原来主持教育信息化的领导、部门、专家，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研究基础；③各级各类教育规划部门的领导与专家，教育信息化专家要与这些人对话，从而将教育信息化有机融入到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划设计之中； ④基层政府、学校的领导和信息化管理部门的专家，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⑤系统工程专家，特别是知识工程与知识管理专家，他们的加盟有助于在顶层设计中建立和运用一整套科学规范的系统工程决策、管理模式，这是当年钱学森先生在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领导的直接支持下成功创建的“两弹一星”工作模式。总之，此次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一定要超越教育信息化初级阶段的决策管理模式，保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设计出既高远、又务实、可操作、可检测的教育信息化工程整体实施方案，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一整套科学化、规范化的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统计数据资源库、专家资源库等，使得今后十年我国教育信息化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规范、有序、可持续性地深化发展，同时培养出一批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教育信息化设计、实施专业队伍和各类优秀人才。
 

　　5、在省级教育改革实验区加大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力度

　　在《纲要》中贯彻实施教育信息化，不仅需要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而且需要开展大力度的区域实验，这一点是此次《纲要》在实贯彻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举措。在国务院和国家层次设立省、市教育改革实验区，而且分别选择不同的重点项目开展系统化、整体性的改革试点，体现了中央和国家的决心，也努力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各种资源来推动教育改革。

　　目前，各个省市实验区正在研究和制订各自的区域教育改革创新规划。但是由于国家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没有提前出台，缺少强有力的政策和理论指导，致使目前各实验区对教育信息化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与《纲要》的精神和要求存在很大差距。仅从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十分有限的信息中就充分反映出，在各区域制定的草案(包括已经开始实施的方案)中，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战略地位几乎都“不到位”。这势必影响“国家教育改革实验区”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力度，尤其是现代化、信息化水平的“高度”。这一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引起从中央到地方教育高层决策者的高度重视。为尽快扭转这一局面，建议加强“国家教育改革实验区”领导、管理体制与“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 领导、管理体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并共同深入到每一个正在筹备、启动的区域进行联合考察、指导，应用宏观、微观协同规划的模式，实现中观(国家教育改革实验区)突破。教育改革的很多难题在全国范围内齐头并进是不可能的，但在省级实验区的局部突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正是在《纲要》贯彻过程中，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教育改革实验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初衷。“实验区”是深化改革中加速教育现代化的前沿、先导和重大试验场，在这里研究和确立教育信息化的战略地位，探索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创新思路和模式，不仅最有条件，而且最有必要。因为在世界各国、各行各业都在加快信息化步伐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下，教育改革实验区如果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和重大举措，那中国的教育信息化、现代化就会失去最后的机遇和希望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和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在中国教育技术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此文，最后不能不回首教育技术领域和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命运。

　　近15年来，中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创造了超常规跨越发展的“奇迹”，其中的“奥秘”几乎全部包含在“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最好要加上“初级阶段”)之中。如果敢用学者的“胆略”、“良知”和“智慧”做一番真诚而深刻的自我剖析，透过其中的酸甜苦辣，真正的经验教训自然会“水落石出”。 以教育信息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我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在贯彻《纲要》的过程中，必须抓住机遇，在反思性学习中超越本学科、本领域的狭隘眼界，超越各种眼前的功利，为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出谋划策，在中国今后十年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专业特长、建功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本论文正是以这样一种中国教育技术学者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大胆而冒昧地慷慨直言，错误和不当之处一定很多，诚恳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判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