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灰：该“会商”的应是教育理念

　　北大官方的说法是，今年5月以后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制度（此前已经在部分学院试点实施），具体将涉及十类学生：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

　　此举一出，随即引来多方唾声。在这十类学生中，尤以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这一项为甚，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板砖。

　　批评者多引述“北大传统”——核心植根于北大燕园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即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这些北大老校长们曾经做过的表述，诸如“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等。更有情绪激动的批评者言到，北大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就是“扼杀个性自由，戕害独立人格”。

　　历史发展到21世纪，北大也是与时俱进。以笔者之见，北大方面拟作为会商对象的“思想偏激”肯定不是指“五四运动”时期那样的新思想与新思潮，而仅仅是指目前存在于个别大学生中的思想过激，行为极端现象。笔者就读北大四年，个人意见其实支持母校的“会商制度”，惟忧过犹不及而已。对于网络上各类评论写手们所感慨的“北大精神丧失”、“限制学生人性”云云，个人认为，所谓的“北大精神”，自然也有其积极和消极两面，如同自由和散漫、自信和狂妄、大胆创新和放荡不羁本身就如同硬币的两面。如若操作得当，“北大精神”得以留精华、去糟粕，何乐不为？至于“限制学生个性”，只能说，出此言者想必没有亲眼见过北大众多“思想偏激”、“行事异常”的学生，更没有和这样的学生共事交往过，否则定会三缄其口，收回自己的不惭之言。

　　相信作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北大人”，都会对北大各种“思想偏激”学生会见怪不怪。社会上对北大毕业生早就颇有非议，比较典型的说法是北大学生太过狂妄，或过于自我，喜欢特立独行，不大能够融入群体之中，如“范跑跑”之流败坏北大名声却还振振有词。

　　不得不说，北大有相当多的优秀学生，也确有不少“与众不同”的学生，至少是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不符，也难于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容忍，暂且将这类学生定位为“思想偏激”也并不为过。即使是不少对“会商制度”不满的评论者，也并不否认北大“盛产”“思想偏激”的学生，只是质疑北大的“会商制度”而已。

　　这里暂且不详评北大针对“思想偏激”学生的会商制度，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大会盛产“思想偏激”的学生？笔者先后也曾就读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分属日本美国的顶尖学校，在那里却不曾像在北大时那样遭遇为数不少的“思想偏激”的学生，这又如何解释？

　　当今北大学生的所谓“思想偏激”，其实与“北大精神”并不直接相关，“偏激”的表现甚至还够不上“思想”层面，更多只是言行过于极端而已。病症的根源在于“交往能力”的缺陷，问题不仅仅是出在北大校风上，更出在北大的生源上。在此很想为自己的母校讲几句公道话，之所以北大、甚至清华会成为思想偏激、极端的学生的盛产地，我国中小学阶段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是脱不了干系的。换句话说，考进北大、清华的“高材生”们即使没有进入北大清华，而是进入了其他学校，同样也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思想偏激”学生，动辄炮轰北大，北大其实冤枉得很。

　　所谓“思想偏激”，固然有多种表现方式，但是几乎所有偏激极端的学生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人际交往能力低下，不适应集体生活，更难于和周边的同学和谐相处。久而久之，长期的“被排斥感”导致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相对偏激的思想和古怪的行事方式由此产生，并形成恶性循环。如此一来，在大学阶段除去学习之外，必不可少的集体生活、恋爱等各个环节往往都会遭遇挫折，这类的例子在北大不少见，在其他大学也不少见。

　　病症在大学外现，而病根却在中学阶段已经积下。其实往往越是成绩优秀的“高材生”们，到大学后所遭遇的文化和环境的冲击就越大。原因在于这些“高材生”在中学阶段往往一枝独秀，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埋头圣贤书，学习能力出众，交往能力不足。而在进入大学这个“小社会”之后，面临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别人相处交往，特别要去面对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此时此刻，那些只具备学习能力，而缺乏调节能力、适应能力、交往能力的学生不免会逐渐沦为“思想偏激”的那一部分。我国教育制度的弊端之一，亦在于此。

　　为什么日本美国的顶尖大学中，相对于国内的北大清华而言，学生“思想偏激”的问题要弱化得多？其实也需要从整体的教育制度和理念上寻找答案。

　　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就听日本朋友介绍过他们的中学生活。据他们讲，在中学阶段，所有的学生除了学习之外都要参加各种兴趣组，如体育小组、科技小组等等。中学的老师会教育学生说，学习和课外活动同样都是学生的“主业”。就拿体育来说，全日本各种各样的高中生足球、排球、棒球联赛也是搞得如火如荼。而日本整体的教育理念中对于体育的重视，除去提高国民体质的考虑外，用意就在于培养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集体精神。这正是善于单打独斗、特立独行的中国学生所最为缺乏的。

　　而美国的成功经验不仅包含了丰富课余活动，培养社会交往能力的部分，同样还有效的规避了中国学生较为普遍的偏科现象。我国高中教育中的文理分科体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文理分科教育出来的学生往往知识结构不够均衡，在考入北大清华的高材生中尤为普遍。

　　不夸张的说，北大不少理科生可能缺乏最基本的人文地理知识，不少文科生却又极端排斥自然科学。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北大校园里“理科生太愤青，文科生太文艺”，这种环境自然而然为个别学生的思想偏激埋下隐患。而在美国的大学中，选定专业通常是大学三年级，此前阶段注重通才教育，文理兼顾，均衡发展。在思维惯性形成的过程中，如果可以兼容并包的融入更多学科的视角，思路自然会开阔豁达许多，也就有效避免了“死钻牛角尖”的现象。

　　所谓“偏激”，即思想、认识过于极端。还是那句话，“偏激”不是北大精神的内涵，北大也不应该被世人认为理应产生“偏激”学生之地。国人在炮轰北大“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的同时，更应该反省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培养出“偏激”的学生。问题的答案还是应该去从我国整体教育制度的弊端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