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建立全球经济思维模式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某种程度的不能独立，只会是短期问题。这种判断仍然是对中国经济外部条件的变化缺乏清醒认识。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主要是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的转移，因为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具有比发达国家低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内的相对要素价格增长率来看，拉平这个差距恐怕还要20～30年。所以，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所在。实际上，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只占1／3～1／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主体，迄今还基本没有向发展中国家移动。

　　从中国的贸易结构看，虽然中国的机电产品贸易从2001年开始就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但至今还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的技术装备，而化工产品也一直保持贸易逆差。这说明，目前中国在制造业技术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也是发达国家的重工业难以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原因所在。

　　然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中国的制造业装备水平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已经开始迎头赶上。以制造业的核心数控机床为例，2000年中国数控机床产量刚刚突破1万台，今年则将迈过10万台的高峰；而且长期受发达国家封锁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已经可以批量生产了；再加上每年进口的20万台数控机床，中国机床的数控化率正以每年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今年数控化率将超过40％，到201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60％的平均水平。用不了太长时间，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重化工产业的高潮，中国也将逐步成为向世界提供汽车、飞机、成套高端工业技术装备和化工产品等重工产品的大国。

　　所以，随着新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更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随着这个浪潮的兴起，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长得比目前更迅速。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会转移出60％的产出份额，而其中的60％又是转移到中国，则中国的出口额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5万亿美元，年均贸易顺差可能会达到或超过3000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可能会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累积的外汇储备按目前的情况计算可能会达到20万亿美元。

　　除非中国不愿意像已经过去的30年那样，接受这个新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否则由贸易顺差与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引来的相关热钱的增加，会在未来长期内使货币流动性过剩成为常态，这也是中国为了获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或代价。当然，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的智慧，在新时代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新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但前提是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法必须转轨。

　　说宏观调控思维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改变，也包括如何利用中国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优势，去主动影响国际经济波动，以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短期与长期态势。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资源消费大国。一般而言，在某种国际初级产品交易中占有了 10％的份额，就可以对这个产品产生定价权。但是，虽然中国目前在有色金属、钢铁和石油等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已经开始接近甚至大大超过了10％的比重，定价权却仍然操纵在别人手里。此外，去年全球最大的IPO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到今年7月，中国股市规模已经超过了东京股市；今年年初以来，中国股市的涨跌更是开始对国际股市行情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该怎样利用这些新优势，通过中国的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选择，在国际经济中牟取中国的利益，也似乎还没有破题。

　　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新出现的大国，要形成美国那样的全球经济思维模式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也就显出了宏观调控思维转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