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化模式亟待改变

　专家们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全球化进程目前正在放缓，除了由于金融危机直接引发的原因以外，保护主义、未来储蓄率的提高也是众多因素之一。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全球化的趋势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出现了曲折，但全球化的趋势不会随之改变，下一步全球化应该采取什么模式需要深入讨论。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表示，1998年的全球化模型是各国都拿出自己的优势进行全球化，当时中国是以低成本制造为优势，全球化以出口导向为模型，这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应寻找新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模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会上指出，目前金融危机对全球化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也只是全球化的步伐有所放慢。如果一些人想让全球化逆转，似乎不太可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也表示，目前美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是暂时的，美国仍需要全球化，而且美国全球化的重点将是金融的全球化。夏斌分析，美国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7%上升到2007年的7.9%，金融对外开放度从1976年的0.41%上升到2007年2.73%，但其实体经济开始发生空洞，因此美国不会简单终止全球化。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那些全球中心国家的基本利益还在，他们不会放弃利益，只是现在由于各种矛盾影响了对全球化的热情，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夏斌分析认为，人口拐点还未完全到来、高储蓄率、国内市场巨大、城镇化和农业化存在增长空间、改革仍在继续等因素，都决定了我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据悉，真正意义上大范围的全球化从1950开始，在此期间我国GDP占世界GDP的份额由1978年的1.7%上升到2007年的6%，贸易总量由1978年的0.8%上升到2007年的7.7%。
　　原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认为，中国在参与接下来的全球化时要注意四个方面：第一，贸易自由化应该高于金融自由化。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贸易需要自由化，但金融自由化需要有所控制。第二，在技术全球化中，要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财富共享的关系，既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同时还要强调让发展中国家享受到更多的知识财富。第三，劳动力全球化要上升到人才全球化。第四，在信息全球化的过程中，要用全球的责任制衡发达国家的垄断。
　　郑新立则指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好全球化的优势，利用好两个市场、两个资源。要利用好中国正在发展的优势，因为我国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要利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机遇，来增强我国改革动力和结构调整动力，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