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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丹:办教育幸福感很足

2018-06-14   365教育装备采购网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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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不久前,腾讯主要创始人、原首席行政官陈一丹登上中央电视台《开讲啦》栏目的录制现场,向台下深圳大学的师生们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业故事,和对深圳精神的理解。...
  不久前,腾讯主要创始人、原首席行政官陈一丹登上中央电视台《开讲啦》栏目的录制现场,向台下深圳大学的师生们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业故事,和对深圳精神的理解。
 
  台下的观众不知道的是,就在录制开始前的最后一刻,陈一丹仍在一个角落,苦练即将到来的演讲。
 
  出现在媒体、公众面前,对这位全球金额最大的教育单项奖“一丹奖”的创办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很熟悉的事。在腾讯的15年,陈一丹极少接受采访。如今,“也就是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和教育,需要抛头露面的场合多了,才有了一些变化。”接近他的工作人员说。
 
  捐资创办民办非营利性本科高校武汉学院、探索“公立非公办”改革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捐赠25亿港元创办“一丹奖”、成为西湖大学校董……这些年,陈一丹在教育领域动作频频。无人怀疑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但从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抽身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界,他是否还长袖善舞,是否还舞动从容?
 
  “深圳‘开荒牛’精神对我影响很深”
 
  1981年,10岁的陈一丹随父母迁至深圳。他在深圳读书、成长,考入深圳大学,毕业后还在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数年。深圳,这座变革之城,在陈一丹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深圳的“开荒牛”精神,一直伴随着他成长,影响着他的人生。
 
  凭借这种精神,陈一丹在腾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投身教育之后,他先后涉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一次,他依然希望可以用在前沿的探索,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记者:您在深圳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深圳的“开荒牛”雕塑是这个城市的象征,您怎么理解“开荒”的含义?
 
  陈一丹:作为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深圳人,我对开荒的理解,一开始非常直观。我的父辈那批人,他们来到深圳,真的是面对工地、农村、小渔村那样的地方,从那里一步步拼出来的。
 
  后来在深圳,“开荒”的含义就更加丰富。它演变为一种进取的精神、刻苦的精神、专研的精神、革新的精神,大家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未来,团结一致,开动脑筋,勇于尝试。这种精神是非常宝贵的。后来我们创办腾讯,其实就是体现了这种精神。怎么把腾讯做好?怎么在互联网的大潮中存活?怎么求得发展?怎么把更多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提供给用户?可以说,我们一直在用“开荒”的精神“开荒”。
 
  记者:后来您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是基础教育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还是高等教育的武汉学院,都带有强烈的创新色彩。这应该说是“开荒”精神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陈一丹:两所学校在体制上都有创新之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是一所“公立非公办”学校。由政府提供基本财政拨款,福田区政府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配套投入专项教育改革基金,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管理去行政化,管办评分离,实施走班制、导师制、学分制。
 
  至于武汉学院,它的一个鲜明特色是“非营利”。这是学校在还是独立学院的时候就确立下来的道路。那时候《民办教育促进法》还没有公布,法律上还没有界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一点写进章程和办学执照里。我们非营利办学,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然后我们在办学上强调两个特色:一是模式上开门办学,把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引进来,与行业结合在一起培养未来行业人才;二是治学上提倡“全人教育”,关注人文修养、心理健康和人格塑造,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综合发展、终身学习的人。
 
  我们确实是想做一个前沿的探索者。深圳的“开荒牛”精神对我的影响真的很深。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悟,即很多事都是闯出来的。你在你那里“开荒”,我在我这里“开荒”,最后大家去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
 
  记者:武汉学院的定位是应用型院校。施一公教授刚当选西湖大学首任校长,西湖大学的定位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中国民办高校很少去挑战研究型高校的路子,西湖大学可谓是个另类,外界对它的期望因此很高。您是否会考虑武汉学院未来的转型?
 
  陈一丹:我和一公在教育上的理念很一致,我也有幸成为西湖大学的创校校董之一。一公对教育的情怀和追求,我非常钦佩。
 
  西湖大学走的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希望通过建成一所拥有全新教育、招录机制的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影响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探索,影响人才培养改革的探索。所以它的起点非常高,一开始就要引入顶级科研力量,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所以我形容西湖大学是“灌顶法”。
 
  而武汉学院,可以称之为“爬坡法”。作为一所应用型大学,我们要做的就是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在课程开发、培养方式和全人教育上取得突破,而且我们要逐步实现获批硕士点、博士点的目标。整个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说这是慢慢的“爬坡法”。
 
  两者没有高下之分,都是在为中国教育做努力、做探索。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你那里“开荒”,我在我这里“开荒”,最后实现一个长远目标。所以武汉学院会不会做研究呢?会,但是要做也是做应用型的研究,这是我们办学的定位决定的。
 
  “一丹奖是在搜集教育的‘种子’”
 
  2016年,陈一丹创立“一丹奖”,旨在表彰以创新方式革新教育的人士。一丹奖设立教育研究奖和教育发展奖,每名获奖人可获得3000万元港币奖金,是全球最大的教育单项奖。
 
  经过独立的评审委员会按照“具可持续性”“具远见”“具改革能力”及“富创新精神”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评选,2017年9月,首届一丹奖在香港颁奖。陈一丹在致辞中表示,“成立一丹奖,正是希望表彰可持续及具革新能力的教育工作,以迎合未来社会的需要。很荣幸能够与各得奖人携手,以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记者:从创办学校到设立一丹奖,您的教育情怀一次次得以彰显。从腾讯离职后,您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尝试,为什么对教育情有独钟?
 
  陈一丹:因为教育深刻地改变了我父辈和家庭的命运。我家世代务农。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家庭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在1959年考上了大学。这件事可以说是我父辈和家庭的转折点。
 
  我父亲之所以能考上大学,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祖母。我的祖母并不识字,但她很看重子女的教育。我出生的时候,我家已经在城市生活了,这些故事,都是我后来慢慢了解到的。
 
  所以我就很感慨。教育实实在在改变了我的人生。那么当现在我有一些能力可以做点事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想到,能为教育做些什么。
 
  记者:所以您开始办学,也创立了一丹奖。
 
  陈一丹:对。过往的经历就像在心中埋下一颗种子一样,时机合适就会发芽。教育这个古老的事业虽然不断改变,但是核心还是让人获得真善美。一丹奖定位是希望建立一个平台,找出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的实践、研究的成果,让大家学习、借鉴。
 
  记者:首届一丹奖中,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排名第三,但最终却无人获奖。您怎么看待这一结果?
 
  陈一丹:首届一丹奖的评选过程中,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申请,我很欣慰。中国在教育的探索,尤其是发展实践类的探索,有很多宝贵经验。一丹奖的结果是由独立专业的评审委员会评选的,我并不介入评审的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一丹奖目前只评选了一次,在那么多申请者里,本着“优中选优”的宗旨,只提供两个获奖名额。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者获奖与否,都很正常。这次没有,以后也肯定会有。另一方面,一丹奖是为了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可以让中外的教育项目和理念碰撞、融合,彼此借鉴,可以让中国人、外国人都去学习,那么,其实是整个人类都可以受益的。
 
  一丹奖其实是在搜集关于教育的“种子”。现在只有两个获奖项目,但10年后、50年后呢?就是20个、100个全世界最优秀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项目。到时这些案例累积起来,可能我们就会很清晰地看到教育对人类的改变。
 
  “教育不是一门生意”
 
  互联网企业以“快”著称,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快速适应科技升级,快速形成市场规模,不然就可能倒掉。而长期以来,教育的特点,恰恰是“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叶圣陶先生也说过,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作为一名长期深耕互联网领域的企业家,如今,陈一丹突然需要“慢”下来,很多工作突然没法一下子看到效果,面对这样的落差,陈一丹看到的是别样的风景。
 
  记者:这些年,您跑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和很多教育者进行了交流,这里您有什么感受?
 
  陈一丹:全世界的教育者身上,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企业家讲究企业家精神,而在那些优秀的教育者身上,普遍存在着教育家精神、教书育人的精神。可能在各地教师身上,这些精神会有一些表现上的不同,但他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这种使命感很让人感动。我注意到,全世界的教育者会很容易产生共鸣,因为他们都是为了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承而努力工作。
 
  记者:您求学的时候,有没有让您终生难忘的老师?
 
  陈一丹:应该说让我难忘的老师,是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存在的。从小学到大学,很多我还记得的老师,我都能讲出他们个人对我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我一直觉得,在我的生命成长中,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存在,而且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每一个老师对你都是有亲有疏,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整体形象是神圣的,这种由整体而形成的氛围对我影响很大。我会感受到知识的传递、价值观的传递,我想起他们对我的关怀期望、严格要求,都会觉得很有力量。可以说,老师们潜移默化中带给我的人文关爱和情怀,是我生命中不能缺少的部分。这也是我的一个办学理念,无论科技怎么发展,人文素质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从风云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投身到讲究慢工出细活的教育,您会有心理落差吗?很多工作您是一下子看不到成果的。
 
  陈一丹: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做一件事情,前提就是要了解这件事情的规律,然后按照规律去做好战略规划,再分解到每一步,再分解到每一天,你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那么每天其实都会有收获。不管是做互联网还是做教育,在此都一样。
 
  我们办学,希望的是修炼“内功”。通过练好“内功”,让一批批学生能够感受到在这里读书的成长轨迹,让他们发现这里的学校就是不一样,这样口碑就会一点点出来。而口碑出来的过程,就会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练好“内功”和树立口碑的过程,当然会很慢。比如本科办学的层次,要从本科做到硕士,最后还要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这可能要花10年到20年的时间,过程算是很漫长了。但是你踏踏实实去做,和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看到每一步的成果,为每个进步的点滴感到喜悦、振奋,学生、家长的反馈又继续给你前进的动力,这里面的幸福感是很足的。
 
  教育不是一门生意。教育的主体是社会体系,也有市场化运作去满足各种教育需求,只要对教育有所推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对社会都有贡献。但无论是否营利,都要时刻牢记,教育教育,“恒在教学,重在育人”。从教书育人的角度说,永远不能把教育当做一门生意。
 
  
(本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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